他因在近代中国展现出“人格分裂”特质，被众人高度怀疑为穿越者，他游刃有余于民国朋友圈之中，备受瞩目。

袁世凯称帝他曾怂恿，却又支持孙中山共和。李大钊他曾营救，也是杜月笙祖师。入国民党、佛门，终在周总理介绍下入党，因他预言：毛泽东能救中国。

杨度人称“杨子”，与孔子孟子之“子”同尊，足见他确有不凡之处。他能游刃有余于各种对立立场间，仍稳坐“不倒翁”之位，实属难得。

杨度为何能精准预判历史走向？他的每一步都如此准确。他的立场究竟倾向于哪一方？

【帝制祸首？】

杨度与毛主席同为湖南湘潭人，算是老乡，然而年龄上他却比毛主席年长二十岁整。

当毛主席尚年幼时，杨度已接连考中秀才、举人，踏上了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道路。

起初，他受封建思想束缚，视科举入仕、辅佐君王为救国之道。直至会试时，恰逢康有为、梁启超发起“公车上书”，联名反对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。

满怀爱国之情的杨度毅然加入，虽非主角，却因此结识梁启超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人，拓宽人脉，增长见识，并坚定拥护君主立宪制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杨度对君主立宪制感到困惑，意识到大清已近末日。然而，大清将如何灭亡？灭亡后又该如何？这些问题仍待深思。

他决定顺应留学潮流，前往日本深造，期间有幸结识了在日本创立同盟会的汪精卫、孙中山等重要人物。

杨度在此期间常与孙中山就中国发展道路展开辩论，两人就应采用“立宪”还是“共和”制度，各抒己见，争论持续不断。

孙中山虽赏识杨度之才，屡次诚邀其加入反清革命，然杨度均婉言谢绝，坚持己见，未予应允。

他言明，若大清未来能行君主立宪，盼孙中山弃反清革命，助立宪大业；若孙中山革命成功，则杨度愿弃君主立宪，力挺孙中山的共和体制。

杨度历经晚清进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，由封建帝制拥护者，转为君主立宪制的懵懂支持者，后陷迷茫，但其始终不变的，是对国家的热爱之心。

为回应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杨度创作了《湖南少年歌》，其中“中华若亡，除非湖南无人！”之句广为流传，激发了众多青年的爱国情怀。

当杨度对中国前路困惑时，袁世凯意外闯入他的视野，促使他审视起袁世凯，思考其是否能担当起挽救中华的重任。

1905年，慈禧可能预感寿命将尽，于是正式宣布预备立宪，意图以此作为掩饰清王朝垂死挣扎、勉强存续的一块遮羞布。

然而，慈禧怎会轻易接受真正立宪？因此，她所设立的国会形同虚设，毫无实权可言。

杨度与袁世凯负责立宪事宜，迅速洞悉其中真相，因此对清廷深感绝望。

当杨度陷入绝望之际，袁世凯展现出的热情，为他重新点燃了一丝希望的火花。

杨度因参与公车上书后得袁世凯看重与引荐，得以被清政府重新启用，故而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。

再者，袁世凯当时亦显进步，与杨度共怀救国大志，两人渐成知己。慈禧与光绪逝后，袁世凯失宠，杨度成为唯一公开力挺他的友人。

在杨度的全力支持下，袁世凯重返政坛并重组政府。但杨度未料到，袁世凯野心勃勃，不仅背叛清朝骗取大总统之位，还妄图复辟称帝。

需明了，大总统与君主立宪皇帝之权力皆受限，差异甚微。部分君主立宪国皇帝权力尚不及共和国总统，袁世凯却执意称帝，只因他渴求的是无上专制的皇权。

鉴于袁世凯性情多变，反复无常，杨度确信他绝非拯救中国的良才，而只是一个精于权谋、心狠手辣之人。

【支持民主共和】

见袁世凯野心膨胀，杨度未直接对抗，初时反捧杀之，谎称称帝顺应民心，令袁世凯大喜，更坚称帝之心，并任杨度为“筹安会”会长，以助其称帝。

然而，袁世凯正式称帝后，并未如他所料获得万人敬仰，反而遭遇了众叛亲离，四处皆是喊打喊杀的声浪。

袁世凯此刻方觉自己被杨度欺骗，直至临终，仍不停呼喊：“杨度害了我！”

袁世凯倒台后，杨度被视为“走狗”之首，备受攻击。然而，他不在意骂名，既知立宪无望，便践行诺言，拥护共和，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。

1917年袁世凯倒台后，张勋图谋复辟帝制，欲获杨度支持。杨度严词拒绝，公开反对，表明立场，因此重新赢得了昔日好友的敬重。

1922年，孙中山首次北伐陷困境时，张度挺身而出，遏制陈炯明叛乱，挽救孙中山于危难之中，使孙中山深感救命之恩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杨度确实是一位能切实兑现政治家承诺的人。

孙中山正式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，并通电全党，称其“归心似铁，勿复前疑”，此举为杨度澄清了名誉。

杨度深感孙中山的宽宏与知遇之恩，认定其能救国，遂忠心辅佐，提出“纵横之策”，奔走南北促合作，为国民党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

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，杨度经由孙中山的介绍，与李大钊相识并建立联系。

通过李大钊的介绍，杨度首次接触并了解了马克思主义，这一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坚信，唯有马克思主义能拯救中国，并自此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。

毛主席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时，受李大钊启发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，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。

李大钊曾对杨度言：“海上雾浓时，灯塔之光尤为重要，望其光，则航行不迷。”这句话让杨度铭记于心。

经李大钊指引，杨度首次意识到被忽视的工农阶级亦具重要力量，特别是五四运动，更让他深刻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不可或缺。

他随后接触马列主义著作，并表明意愿，希望在李大钊的引领下，为共产党员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杨度隐约感到，共产党的领袖或能真正拯救中国。孙中山逝世、蒋介石掌权后，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这一想法。

显然，老蒋无论在人品上，还是其上台后立即清除共党的行为，均与袁世凯等专注于权谋而非救国的人物无甚差异。

因此，不久后，杨度便准确预言道：“唯有毛泽东，方能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。”

毛主席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，被历史铭记为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伟大领袖。

杨度早前预言“得天下者必为湖南人”。巧的是，毛主席与他同乡。1926年，杨度从萧子升处得知毛主席事迹后，预感强烈，大胆推测其将有所作为。

难道，最终取得天下之人，竟是毛氏？

彼时，毛主席尚未成为我党领袖，仅是党内平凡一员，多人不看好他，但杨度却笃信其未来可期，欲见毛主席，后因李大钊被捕，此愿只得搁置。

为营救李大钊，杨度竭尽全力。得悉敌人将包围他，杨度饭未吃完便匆匆离席，急奔报信促其转移，遗憾的是，终究还是迟了一步。

李大钊被捕后，杨度不顾安危，亲赴张作霖处，恳请其将李大钊交法院审理以延时，并联合社会各界向当局施压，积极斡旋。

为此，杨度毅然卖掉北京唯一住所，筹得四千五百大洋欲救李大钊。然而，李大钊仍不幸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，英勇就义。

杨度对李大钊的逝世深感悲痛，这使他看清了北洋军阀的真面目，同时，他也为共产党人坚定信仰、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深受感动。

他视与李大钊结友为幸事，与妻子商议后，毅然变卖北京首饰及青岛房产，所得钱财悉数用于援助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牺牲者家属。

革命先烈的鲜血唤醒了杨度，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红色道路，成为中共秘密党员，宣誓时坚定表示，将矢志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。

为拯救中国，我誓愿全力以赴为共产党服务，利用我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关系，积极为党搜集并提供重要情报。

杨度为便于收集情报，接受了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的聘请，担任其私人顾问一职。

杜月笙挑选杨度，意在邀请这位知名文人，借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，增添几分文人雅士的风采。

杨度借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，广交上海各界。在品茶、饮酒、娱乐时，他巧妙地从国民党高官处获取反共绝密情报，并秘密传递给我党。

杨度的住所还成了共产党人紧急避难之地。后来，党内多人得知他竟是秘密党员，无不震惊，难以想象昔日的帝制祸首，现已转变为中共的秘密成员。

1931年，杨度病逝前，仍感慨一生两大憾事：一是辛亥革命前未与孙中山合作，二是自己曾主张中国应由皇帝统治。

杨度一生，虽救国之路曲折多谩骂，但终寻得真理。